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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陈一 1935年5月下旬,红军过冕宁时我9岁。当时,家有4个人,一个是人称“陈老太爷”的陈楚卿老太(曾祖),一个是祖母,一个是母亲和我。大约是栽完秧之后,母亲到西路李家堡王姓舅公家去了,只有老太、祖母和我3人在家。山雨欲来,风满楼。

又过了两天,我们家院中静悄悄的,不见一人,原来同院住的人都已走光了。我小声地问祖母“院子的人哪里去了?”祖母也很小声地对我说:“他们说,避乱去了。”晚上,家人都沉默不语,“听天安命,去睡吧!”老太发话了。

次日凌晨,突然家里的黑狗狂吠起来,我跑出二道大门,祖母正在拦狗,狗反而更凶,直奔大门,随即看见几个红军战士站在大门前。“先生,进来坐。”祖母忙迎上前招呼道。心想这些人一定很凶恶,却见他们面带笑容地站在祖母面前说:“老板,你早,吃饭没有?”“先生,请屋头去坐。”祖母客气地说。他们跟随来到了老太面前,老太好像也有恐惧心理,连忙站起来,一面招呼,一面让坐。这些人却和蔼谦恭的让老太在原位坐下,有的坐,有的站,围成一团,问长问短,有说有笑与我的家人闲谈家常,像是老朋友一样,一点不陌生。“老大爷,我们是红军,你们早就听说,红军来了要杀人、要放火,你们怕不怕?老大爷,我们是人民军队,那些都是谣言,你们不要相信。我们不是已经来了吗?该没有杀人放火?”老太默默的笑了。稍后,他们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,陆陆续续又来了一百多红军,在头道大门的门枋上贴一纸条,黑字写着“此地禁止住兵”几个字。此后就没有闲杂人员来往。凡红军借用的物品家具,都要来和老太、祖母说清楚,征得同意。

我们家在冕宁县城东街较僻静处,距城门大约有几十米,左右两侧两棵古老大树,一株是皂角树,一株是冬青七心树,是一明显的标志。临街是一面照壁,照壁后面是头道大门,大门与照壁距离之间,呈一小院坝,东墙上供有石刻“泰山石敢当”牌位。过大门再走是二道大门,通过二门再走便是一个较大较宽敞的长方形四合院。上方(北)是供神的堂屋,我们住的是东面厢房。下厅过去又是一个“印字房”天井和西厨房,均是我们陈姓居住。红军住宿均在各房空处,凡关锁之处,丝毫未动。下厅印字房中堂内铺有一个单间,住的是一位头发较长、穿着朴素、身材高大伟岸的红军。

红军虽然只住短短的几天,他们却都很爱我,我也喜欢亲近他们,一点不害怕。我家的灶他们借用了,每天在他们开饭前,总要给我们送来丰盛的菜饭。我家圈上的几只猪,全是他们喂养,一点怨言没有,好像是应该的。有一事,数十年之后,我都难以忘记,经常看见在印字房住的那个高大之人,常来和我老太摆龙门阵,摆谈的什么,我人小,听不懂。老太对我管教严,无论什么情况下,每天必须写好一篇字,雷打不动。日子久了,我也养成了坚持写字的习惯。记得有一天,老太叫我写字,“写啥子?” 我问。“你去把外面照壁上的字写下来。”老太说。这可把我难住了,因为往常都是描着写,今天是照着脱手写,不好办,但不写是不行的,我反复跑了几十趟,才把照壁上写的“打倒土豪劣绅,红军纪律严明”这几个字写下来,但字写得歪歪斜斜的。当我拿着字交给老太时,那个着军装、身材高大的红军又坐在老太旁,老太叫我把字念出来,天呀!我连有些字都认不得,怎么念得通畅?“打倒土豪的‘豪’,劣绅的‘劣’,红军纪律严明的‘严’认不得。”坐在老太旁的那人,叫我给他看看,他笑了笑,叫我拿笔来。他先教我把残缺不全的地方写好,又教我纠正了歪斜的字,一字一字认识后,讲给我听。“打倒土豪劣绅,就是要把那些吃人害人的人打倒……。”他笑了笑。还送给我四本小画册和一个皮球,鼓励我说:“要好好读书,写字。”不两天红军告辞起程,老太和祖母不忍他们离去,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,眼睛都湿润了,我也依依不舍流出了眼泪。“和你摆谈的那个人是什么人?” 我问老太。“恐怕是个官吧!”老太说。他顿一下又说:“不像是官,你看他穿的一身,哪像个官的样子!”又停顿了一会儿,最后以肯定的口气说:“一定是官,不然为啥随时有人跟他在一起?”又说:“红军硬是太好了,我活这么大的岁数,还没见过这样的队伍。”

四十多年后,我才知道,住我家的那个大个子红军就是毛主席。我也成为了书法爱好者。

编辑: 但靖 责任编辑: 但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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